晚清时期的汉宋合流不仅表现为有关学者的呼吁提倡，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体现汉宋融合特点的学术著作。邵懿辰的《礼经通论》、夏炘的《檀弓辨诬》《述朱质疑》、顾广誉的《学诗详说》、黄式三的《申戴氏气说》、黄以周的《对义利问》《德性问学说》等篇章，都是汇通汉宋的经学著作。邵懿辰和夏炘都是学宗程朱的宋学派学者。邵懿辰在道光时曾随桐城派大师姚鼐高弟梅曾亮习古文辞，后又拜唐鉴为师，讲程朱理学，晚年转攻经学。他的学术主要由程朱理学、古文辞学和经学三部分组成，然而起主导作用的是程朱理学。在治学问题上，他主张汇通经学、理学和古文辞学，指出：“经者，天地之心；史者，天地间簿籍也，必木板刻之精善而究心焉。外此，宋儒者言理、道之书，乃经之支流，亦天地之心所寄。韩、欧以来之述作言文而行远，乃释经作史之准的也。”[22]他所写的《礼经通论》本清初理学家李光地《礼学四际约言》的著述立意。李光地治经的特点是“以朱子之意贯串汉儒”。这一治学特点影响了邵氏的治经路向，使他“独得嗜之，所著《礼经通论》《尚书通义》《孝经通论》亦既无愧于二溪矣。”[23]所谓“二溪”即指李光地（福建安溪人）和方苞（清初文学家，桐城派创始人，号望溪）。夏炘的《檀弓辨诬》也是在汇通汉宋的观点影响下写成的。作者在宋儒怀疑《檀弓》篇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考证，从而得出否定《檀弓》篇的结论。这是晚清理学士人在《檀弓》研究上作出的一个贡献。该书刊行后，在士大夫中备受推崇，称赞此书集汉学、宋学之长，“本末兼赅，源流毕贯”，是学界通汉宋二家之结的样板。曾国藩评价说：“《檀弓辨诬》发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足与阎氏《古文尚书疏证》同为不刊之典。”[24]顾广誉的《学诗详说》也是一部兼采汉宋的经学著作。该书“衷之毛、郑、陆、孔、朱、吕，以正其端；参之欧阳、苏、李、范、严，以究其趣；博采之宋、元、明、国朝诸家，以畅其文。”他尤其重视朱熹的治诗成就，评价说：“朱子何可非也？朱子之度越诸子，固自有在。即以释《诗》，论其义理之精微，他家有之乎？曰无之。辞气之通畅，他家有之乎？曰无之。……自来说《诗》者所未及。虽以质之百世，而莫可易者。”[25]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治郑学，长《三礼》，但不排斥宋学。他们不仅积极主张把义理与考据合为一体，而且批评攻击宋儒的汉学家。如黄式三作《申戴氏气说》、《申戴氏理说》、《申戴氏性说》等文章，用兼采汉宋的观点，阐述“理”“气”“性”等理学概念，批评戴震反宋学是“矫枉过正”。黄以周写过《对义利问》《德性问学说》《道德说》《辨虚灵》等文章，论述了以往汉学家不屑一顾的理学范畴中的问题，表明晚清时的部分考据学家不仅注意在注疏经典时发挥义理，而且破除门户藩篱，把治学兴趣转移到宋学方面来。这种治学宗旨与理学士人邵懿辰、夏炘等人兼采汉宋的治学方法是不谋而合的。可见，调和汉宋的呼声不仅见于理学营垒，而且在汉学营垒中也产生了积极的回应。有在野学人的呼吁，再加上曾国藩、张之洞这些身居显要的封疆大吏的提倡，到同光之际，调和汉学成为学界重要潮流。至此，汉学、宋学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过去的“鼎峙”转向“合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