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把同意议和的球踢给了魏藻德,希望由他来“说服”自己。他对魏说:此议如何?现在事情已经危在旦夕了,你就说句话定了吧。
可是,魏藻德这只官场老狐狸却不愿意担当和反贼议和的风险——崇祯十数年来对朝廷重臣的翻脸无情,想必给魏藻德留下了深刻而可怕的印象。他对崇祯急切的问话竟然默然不答,“鞠躬俯首而已”。崇祯着急了,“忧惑不能坐,于龙椅后靠立”,又接连几次征求魏藻德的意见,但“藻德终无一辞”。崇祯只得无可奈何地告诉杜勋,我另有旨意,你回去吧。杜勋刚走出门,暴怒而又失望的崇祯一把将龙椅推倒在地,愤然入内。
哪怕命悬旦夕之间,崇祯也不肯答应对手提出的相当优厚的议和条件。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崇祯的人生观里,和反贼议和,或是给予反贼任何方式的同情,都与他高贵的皇室血统和高高在上的君王身份相悖——与此相似,还有多年来与后金战与和的首鼠两端。其实,早在农民起义才刚刚萌芽时,崇祯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绥靖和安抚。
必须承认,中国农民也许是世界上最驯服最善于忍耐的人。大思想家孟子曾经代替他们说出过他们的人生理想,这理想简单得令人伤感:丰收之年,全家人一年到头能混饱肚皮;灾荒之年,不至于饿死在沟壑之间——孟子把它总结为“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到了无路可走,只能眼睁睁饿死的地步,中国农民都心甘情愿地当朝廷的顺民。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忙碌不停,哪怕把收获的绝大部分都上交官府,但只要余下的粮食能够以吃糠咽菜的最低标准维持一家人的生命,他们就会觉得很快乐,就已经是王道乐土的盛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