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把同意议和的球踢给了魏藻德，希望由他来“说服”自己。他对魏说：此议如何？现在事情已经危在旦夕了，你就说句话定了吧。
可是，魏藻德这只官场老狐狸却不愿意担当和反贼议和的风险——崇祯十数年来对朝廷重臣的翻脸无情，想必给魏藻德留下了深刻而可怕的印象。他对崇祯急切的问话竟然默然不答，“鞠躬俯首而已”。崇祯着急了，“忧惑不能坐，于龙椅后靠立”，又接连几次征求魏藻德的意见，但“藻德终无一辞”。崇祯只得无可奈何地告诉杜勋，我另有旨意，你回去吧。杜勋刚走出门，暴怒而又失望的崇祯一把将龙椅推倒在地，愤然入内。
哪怕命悬旦夕之间，崇祯也不肯答应对手提出的相当优厚的议和条件。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崇祯的人生观里，和反贼议和，或是给予反贼任何方式的同情，都与他高贵的皇室血统和高高在上的君王身份相悖——与此相似，还有多年来与后金战与和的首鼠两端。其实，早在农民起义才刚刚萌芽时，崇祯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绥靖和安抚。
必须承认，中国农民也许是世界上最驯服最善于忍耐的人。大思想家孟子曾经代替他们说出过他们的人生理想，这理想简单得令人伤感：丰收之年，全家人一年到头能混饱肚皮；灾荒之年，不至于饿死在沟壑之间——孟子把它总结为“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到了无路可走，只能眼睁睁饿死的地步，中国农民都心甘情愿地当朝廷的顺民。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忙碌不停，哪怕把收获的绝大部分都上交官府，但只要余下的粮食能够以吃糠咽菜的最低标准维持一家人的生命，他们就会觉得很快乐，就已经是王道乐土的盛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