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起来看，可以认为，中华民族的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史学之优良传统的核心之一。
二、史学意识
史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上，而且表现在史家对史学的认识上。这种对史学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大致说来，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史学已经滋生了明确的史学意识并进而演变为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反映这一过程的史书主要是《春秋》《左传》和《史记》。
《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表现，一是“属辞比事”，二是用例的思想。如《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所谓“比事”，是按年、四时、月、日顺序排比史事，是编年纪事的概括性说法。“属辞”，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不乱”，除了编年纪事这种体裁之外，还包含了“属辞”中用例的思想。《左传》称赞《春秋》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11]司马迁评论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12]这些都说明孔子在“属辞比事”和用例上的严格要求。《春秋》的“属辞”和用例，不只是形式上的要求，还突出地反映在孔子对于“义”（褒贬之义）即历史评价的重视上。孟子这样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3]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于指陈历史形势，对历史发展趋势做出判断；对所记史事做出评论，显示出相当深刻的历史见解。但在史学上明确提出“义”的要求，孔子是最早的，这对后来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孔子还称赞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的精神，说他是“古之良史”[14]。孔子又提出了尊重历史文献的认识，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5]论证前朝的制度，不能不以历史文献为根据，这是孔子提出来的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从《春秋》和孔子的这些言论来看，可以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位具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的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