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新派之所以对西方传教士抱有宽容、同情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其中许多人面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企图从传教士那里寻找新的富国强兵的思想武器。同时,他们又大多是科学家或技术家,对传教士夹带进来的科学技术有着很高的评价,爱屋及乌,因而对传教士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与徐光启情况相类的还有李之藻。驱使李之藻出来为传教士辩护的,首先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对科学的热情:“秘义巧术,乃得之乎数万里外来宾之使……夫经纬淹通,代固不乏樵、玄,若吾儒在世善世所期无负霄壤,则实学更有自在。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74]在李之藻的眼中,利玛窦首先是一位能“精及性命,博及象律舆地,旁及勾股算术,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的科学通人,而不是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与徐光启“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相类,李之藻主张“并蓄兼收”[75],“藉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达到“终实相生”[76],甚至是“以夷攻夷”的目的。[77]
至于那些带有异端思想倾向的儒士文人,如李贽、焦竑等,对于传教士采取同情态度的思想背景,则是在对正统封建主义秩序的伪善、压抑深感不满的情绪下,渴求新奇而富有刺激的思想,而他们对专制权威的藐视,以及其一直宗奉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也必然使他们对待西方传教士抱着宽容乃至欣赏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