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这个时代的吏治贪污，寡廉鲜耻，是有其历史的背景的。进学校得科名的惟一手段是作制义——八股文，此外的学问都非必要，不妨束之高阁。因此，在这制度下所造成的学风是空疏浅薄的，除八股外，于历史、政治、经济各方面一无所知，哲学、科学更是莫名其妙，这弊病明初学者宋濂即曾痛快地指出。他说：
治古之时，非惟道德纯一而政教修明，至于文学之彦，亦精赡弘博，足以为经济之用。盖自童草之始，十四经之文，画以岁月，期于默记，又推之于迁、固、范晔之书，岂直览之，其默记亦如经，基本既正，而后遍观历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异同，会其纲纪，知识益且至矣，而又参于秦汉以来之子书，古今撰定之集录，探幽索微，使无遁情。于是道德性命之奥，以至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封建、郊祀、职官、选举、学校、财用、贡赋、户口、征役之属，无所不诣其极。或庙堂之上有所建议，必旁引曲证以白其疑，不翅指诸掌之易也。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本强不能对。呜呼！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孰谓如是之学，其能有以济世哉！(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