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继承中国史学遗产方面的成就。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的反省和继承。20世纪初，中国史学着眼于对自身的反省和突破；60年代以后至今（其间，“文化大革命”10年例外），着眼于反省和继承。没有突破不能发展，忽视继承也不能发展。“新史学”的倡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对传统史学起了突破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广泛传播之时，史学家们有可能比较冷静地来思考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于是在60年代出现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开始兴起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外史学史的研究更加发展起来，并且有专业学术季刊《史学史研究》的创办和在国内外的广泛发行，以及数十种有关史学史论著的出版，许多高校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全国的和教委的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也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史学史课题。这种“史学寻找自己”的热情，必将进一步推动史学的发展。
——研究和借鉴外国史学有益成分的成就。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就其整体来看，都是同研究、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尤其是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积极成果相联系的。这在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三次高潮。最近，于沛先生有专文进行评论。[6]这三次高潮，虽产生于不同的年代，引进的内容也有很大变化，但却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即由简单搬用到认真辨析，再到具体对待。其中经验和教训，都是很深刻的。于文总结了三条“规律性现象”，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从来不曾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的历史背景。”第二，“外国史学的引入和研究，从来是和中国史学建设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引入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要立足于中国史学坚实的基础上。对其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同盲目地排外、否定一样，都将对中国史学带来严重的危害。”这几点认识，可以引起人们深入的思考。从整体来看，20世纪中，中国学人对外国史学的研究与借鉴，成绩是不小的；从发展水平来看，以第三次高潮为例，我同意这样的评价：“目前，西学之引进正处在转折点上：一般性的介绍与表层的移植已经过去，但真正独创性的深入地研究的时代尚未到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