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历史上，广州二大可能是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最为激进的一次。作为广州中央的领袖人物，此时汪精卫的左倾化程度也达到了顶峰。作为政治委员会顾问的鲍罗廷则是整个大会的幕后指挥。张国焘回忆说：汪精卫“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大会举行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电报，鲍罗廷将它翻译出来，乃是一篇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理论。正当我和鲍罗廷阅读这篇电文时，汪精卫来了。鲍罗廷不加解释，将电文交给他；他也没有等读完全文，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后来，这篇文章果然成为这次大会宣言的第一段。汪精卫走后，鲍罗廷很得意的向我夸耀，说一切事情经他安排，都能不费唇舌的顺利解决”。鲍罗廷对自己的政治手腕颇为自赏，“他认为广州局势能由他调排，一切自有办法”。广州二大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明显受到了苏俄和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从语言和修辞都可看出其影响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