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面试那一日，仔细地整理过头脸，换上一身庄重保守的套装，方怯怯地去了。谁知那一肚子的台词，竟一句也没有用上。院方一听蕙宁会说中英法三种语言，立时便露出些喜色来。就换了法文来与蕙宁交谈。蕙宁答得甚是窘迫，却也勉勉强强地将意思疏通了。蕙宁当年在上海读书时学的第二外语就是法语，后来出国留学又选修了好几门法文课程，这回竟意想不到地派上了用场。当然，最主要的用场还是中文—— 士嘉堡是华人聚居地，来医院看病的好些病人，需要找专门翻译陪同。假如医护人员本身能说中文，那将省很多事。院方当场拍板录用。蕙宁一时很是喜出望外。回家也不拆行李，就在医院附近的劳伦斯街上寻了间地下室，立时搬了过去，从此准备在多伦多城长住下来了。
就这样蕙宁成了士嘉堡医院里最新的一名护士。上班的头几个月，医院里也没派给她什么正经事，每日只让她给几个老护士当下手，做些只动手脚却不动脑子的闲杂差使，做好了也无人夸奖，出了差池也无人审查，日子反比做学生时清闲了许多。晚上下班早早地回到家里，吃过晚饭，一个人坐在还没有黑透的屋里，看着自己的身影虚虚瘦瘦地投在墙壁上，听着时钟响响地走过一个又一个点数，竟想不出一个可去之处。拿起电话来跟几个读书时的旧友聊天，却发觉人家不是结了婚就是在交男朋友，日子过得满满的竟没有一个空缺需要她来充填。熙熙攘攘的世界里似乎只剩了一个孤孤单单的自己。刹那间蕙宁觉得生命如同夏天花壶里的水，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漏，被无花无实的贫瘠日子瞬间吸干，竟留不下一丝痕迹，便很是惊惶起来。历史在这个时候又悄悄地重复了一下自身—— 时隔三四十年，蕙宁终于体会到了同为护士的母亲当年初进泉山疗养院时百无聊赖的心境。只是打破这种心境的，却不会是龙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