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差异则不太合时宜，我将更多地停留在它上面：它与目前思考的一般方向联系在一起。使得上面提及的独裁成为可能的，首先是打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难，回想这一点是毫无用处的。这种苦难使人感到羞耻，它激起了怨恨，并且正是在此存在着种种情感情绪，其中大多数精神在当代西方几乎并不拥有表现，因为它们并不拥有表现的经验。人人都受了羞辱，因为人人都估计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和文化同支配者所属的相比较同样杰出，而非差得远。当涉及一种偶然而新近的失败时，羞辱就仍然是次要的，而怨恨就被克服了。如统一的德国，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
然而，近东的情形就并非如此了。生活在近东的阿拉伯人几个世纪来已经历了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之一。伊斯兰教传统把这当作记忆加以保存。但这些阿拉伯人也知道，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文化已遭受西方列强的使人蒙羞的统治。无疑，“沙漠盾牌”策略不会忽略唤醒在这些地区的人群中猖獗的一种怨恨。虽然它在西方人已虚构的国家与国家之间被分隔，但它肯定像一个祖先的共同体的唯一后代那样抵抗和将会抵抗，伊斯兰教的乌姆就是该共同体的后代。这种文化被用来熏陶所有的人即天生的阿拉伯人，他们都知道让人了解伊斯兰教的名誉和乌姆的名声，并恢复其在全世界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