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儒家经典对于问题的论证，从《尚书》、《诗经》开始就是以历史为论证手段的。不仅儒家经典，先秦诸子也几乎无一不以历史为主要论证手段。道家的书中是最少以历史资料为论据的，但是在最少历史材料的《老子》中，它对于历史的运动作倒退观的思想却确确实实是从《老子》作者对于历史的观察与反思中得出来的。也可以说作者是在以历史为论证的。《庄子·天运》中有这样一段话：
老耽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死其亲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骸，儒墨皆起。[121]
郭象注“人自为种而天下耳”云：
不能大齐万物，而人人自别，斯人自为种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其蔽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122]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一句话表明了古代中国人观照一切现实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或观点。按照这种思路或观点，历史上的每一当今之变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源于百代之流；且百代之史亦非一不变之实质（像古代希腊人所习惯于的那种思路一样），而是一条汇集了一切当今之变的流。你想要了解当今之变吗?请考百代之流。你想了解百代之流吗?那就请看历来的当今之变。所以，郭象的这一条注，不仅说明了《庄子》书中的一句话（这一句话也说明道家的历史运动观），而且很好地表达了古代中国学者对于历史所取的历史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实质主义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