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赞扬欧美、日本政府鼓励和扶持商民创办近代企业的政策。他说：“皆听民为之，官特为设法以保护，派员以经理，岁课其税十一二而已。小民难与图始，诚使官倡其利，召募豪商，纠集资本，明示大信，与民共之，使人人知其利益。”他以西方各国“商民创建轮船铁路”为例，指出政府扶持商民的政策“非独利商，实则裕国”，在面临外国资本的竞争排挤下，政府扶持本国的商民势在必然，“凡创办之事，根本甫立，外人争揽利权者，又往往倾资以争竞，设策以摇撼，故得利甚难，国家出资助之，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
70年代末，薛福成亦主张鼓励商民投资近代企业，准许商民设立公司经营，政府不要干预。他以轮船航运业为例，“无论盈亏得失，公家不过而问焉。此外商人有租置轮船一二号，或十余号，或数十号者，均听其报名于官，自成一局。"90年代初，他又明确提出“藏富于商”、“藏富于民”的主张，要求政府实行恤商、护商的政策。他说：西方各国“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其爱之也若子，其汲之也若水。盖其绸缪商政，所以体恤而扶植之者，无微不至，宜其厚输而无怨也。”“泰西诸国，竞筹藏富于民之法，然后自治自强，措之裕如。”在他看来，这种恤商护商政策除了政府采取减免商民税厘、实行发明创造的专利、在各国设领事保护商民等措施外，还应该效法西方国家，设立股份公司，“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他还建议：“官为设法提倡，广招殷商，设立公司，优免税厘，俾资鼓励，收回利权，莫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