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通过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家的批判性思考，人们发觉，技术统治已经成了当代政治统治的代名词。技术知识不仅在所有的知识类型中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而且“技术地实践的”活动也成了支配人类其他活动的统治性的实践形式。这就启示我们，在当代生活中，如果要对实践问题做出创造性的研究，就必须认真地对待亚里士多德，尤其是康德关于“技术地实践的”活动的重要论述，并对这种实践活动的本质、规律及在当代人类全部实践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深入的反思。只有基于这样的反思，才可能有效地认识并遏制“技术地实践的”活动在当代人生活中的消极因素。
其次，康德关于“技术地实践的”活动和“道德地实践的”活动的两分、关于“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概念”和“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概念”的两分，乃是他对实践概念发展史的伟大贡献。在康德看来，前者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自然规律，后者则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规范。这两种实践形式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只有认清这种差异，才可能以“后康德的”方式来谈论实践概念。然而，遗憾的是，除了韦伯、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等哲学家以外，大多数当代人在谈论实践概念时，并没有意识到康德早就划定的这种差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谈得越多，离开真理就越远，因为他们的全部谈论都停留在“前康德的”水平上。仿佛康德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仿佛人类思想史是从他们学会思考的那一天起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