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20]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面及其终于“不可废”的方面，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上的确论。王世贞所论，在史学史上都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例如，史家刘知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被后来者”，固有“五不可”，其中就有“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21]之难。刘知幾参与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22]。韩愈主持修《顺宗实录》，因涉及“禁中事”，牵连宦官，引起宦官集团的强烈不满，终于导致史臣对《顺宗实录》的修改，删去了“禁中事”[23]。这些都是“人恣而善蔽真”的反映。又如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仅凭所见私家笔记所记三件史事不确，便断言“野史不可信”[24]，显然失于偏颇。刘知幾《史通·杂述》篇列举十种“偏记小录之书”，虽一一指出其缺陷，但仍认为“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近代史学名家陈寅恪治隋唐史，旁征博引，涉及多种唐人野史笔记，阐发诸多宏论，论证野史之“不可废”。再如家史问题，这曾经是引发魏收《魏书》风波的根源之一，使其被诬为“秽史”。而把《魏书》“号为‘秽史’”的“诸家子孙”的根据，或是“遗其家世职位”，或是“其家不见记录”，或是家族地望不确，等等，都同“家史”有关。《魏书》的修改，亦限于此。[25]这件事表明：史家依据“家史”为史料来源之一，也应格外依据“家史”为史料来源之一，对此应格外谨慎；而有关的“诸家子弟”或许确有可信材料应当受到重视。但“秽史”之论由此而起，在史学史上是应当予以澄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