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在此，我特别想到了沙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案例。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关于《撒旦诗篇》应该被禁止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另外，许多住在英国的穆斯林认为，由于对他们的伙伴公民的身份缺乏尊重，他们感觉受到了威胁。即便他们能够明白阿亚图拉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一旦对这个要求进行争论，要他们不去支持也很困难。这里的情况被英国保护基督教而不保护伊斯兰教的亵渎性法律复杂化了（迷雾重重，难以实施）。结果就导致了本文中所说的那种僵局。
[10] 我并不是暗示情况总是这样的。它取决于案例和团体。但是比较困难的案例是，在那些案例中，宽容不仅要为保护那个团体辩护，还得反对它们要求的措施。
［美］桑德尔（Michael Sandel，1953— ）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1982）（节选）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1982）（节选）
结论：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为使正义成为第一美德，我们就必须对某些东西有真实的把握。我们必定是以某种特殊方式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着的特殊创造物。我们必定与我们的环境保持着某种距离，无论是作为康德式的超验主体，还是作为罗尔斯式的根本没有约束的占有主体。在这两方面，我们都必须把我们自己看作是独立的，即独立于我们在任何时刻所可能具有的利益和依附联系之外。我们永远不会通过我们的目的来认同这些利益和依附联系，却又总能对它们洞若观火，从容评价，甚或可随意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