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任老师，”我感到喉咙滞塞，“您好好休息，到时我也跟您谈一件事……”
6月5日下午，我和向晖师姐去北大国际医院看望任老师。他住一个单间，一位男护工在尽心照料。任老师躺在床上，本就瘦小的躯体在棕色条纹被单下像是瘦了一半，白色的长寿眉显得更长了。他不能吃什么，早晨半碗疙瘩汤，中午一碗粥，打营养针。刚抽取完腹水，在等待检查结果。
他已将文集出版之事交托给沈浩波师弟。对我，他说：“有这么几个人，在我走后，你通知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写一点诚实真挚的文章。”人数不多，是他的朋友、弟子、忘年交，他以为知音的人。他感念地一一细数他们对自己的帮助，一起共度的欢乐，像知足的富翁数点金子。我把这些名字记住，不争气地泪如雨下——为人世，也为自己，对他的亏欠。他反过来劝慰我道：“不要忧伤，我只是最坏的打算，坦然地治疗。我先把事情交代好，再专心致志把自传写完。”
奇怪地，我的勇气突然丧失，只软弱地说了一句“我会为您祷告的……”就再也不能说出那想好的话。因为他听到“祷告”二字而突然锐利冷淡的目光？因为他的这些交托所暗示的，对可见人世的全部专注与信仰？因为身边惊讶地看着我的师姐和护工？因为病房的寂静？总之，我默默地把话咽了回去，寄望于下次见面，或者再打电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