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疑问，“苦难”是梅森的这类小说共有的母题。他十分热衷借助实实在在的苦难场景和浓浓酽酽的苦难意识的着意铺排和泼墨渲染，传导出人与历史的内在颉颃与深层冲突。“苦难”或许就是我们进入历史的首先遭逢和随处可遇的普遍性相，如同恩格斯论及的：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总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作者正是从这种“驰驱”和“堆积”中写照着历史和人，出示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在历史呼啸和死神呐喊的谛听中，在废墟的凭吊和亡灵的奠祭中，寄寓他的浩然长叹和沉重悲悯。
作者对于人与历史双向叩问一直钟情不已，在表现路数上形成一种稳定模制。他可能并不曾打算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但从勘测方位和探究重心上有所调节有所迁移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调节和迁移很足以构成判然有别的差异，为其面对历史生活的小说提供了类分的可能。最初那部《沉沦的土地》是历史情韵与心灵乐章彼此交织浑然一体的篇制。此后构成矿山系列的其它篇章，还可以包括帮会史式的《神谕》等部，就因史思、史识的兴致高扬而显见出以傍依历史框架为表征的变化，历史意识的沉重很大程度上压迫了“人”的意识，大体以一次次不无庄严的毁灭和不失壮丽的沉沦，展现历史诞生的苦难和苦难历史的诞生。再后来，就出现了艺术目标更加专注于“人”的一类。在这里，“历史”作为因由和依托，退隐向“背景”层次，“人生”占据了“前台”位置和“焦距”中心，着力点集中到人生的重重困境和人性的种种迷失，呈示跟历史对视的人充满悲怆的挣扎与饱和悽怆的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