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看出瓦勒里和艾略特[8]在立场上的接近。在艾略特身上我们看到了形式主义和象征主义学说的英国说法。艾略特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在诗歌趣味上的重大变化，并主张回到他所称为的“古典的”传统上去。诗歌不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是人格的表现，而是一种不带个人色彩的情感结构。这种结构需要“统一的感性”，即通过理智与情感的合作来寻找恰当的“客观对应物”或作品的象征结构。在艾略特身上，意识形态上的古典主义和他本人自然流露的趣味是互相冲突的。后者我们可以称为巴洛克风格和象征主义的趣味。艾略特越来越维护英国正教，这就使他在批评中引进了美学的和宗教的两种标准。作品的统一在他手中又遭到了破坏，这种统一原是形式主义美学的基本看法。
从艾略特和瑞恰兹来的动力至少在弗朗克·雷蒙特·李维斯[9]本人和围绕《探究》杂志的李维斯的学生们的著作里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李维斯是个具有坚定信念和喜欢争辩的人。他近来已经着重声明他同艾略特和瑞恰兹后期见解的不同。但是他的出发点仍然未变，那就是艾略特的趣味和瑞恰兹的分析方法。他同他们的主要不同点在于他抱有强烈的阿诺德派注重道德意义的人本主义的看法。李维斯对作品下过精读的工夫，这是一种完全用不着文学理论或文学史的感性训练。但是李维斯所说的“感性”，也表示一种传统感，一种对本土文化，即旧的英国乡土社会生活的关注。他批评过英国生活的商业化，主张建立一种社会法制和秩序，认为文化需要“成熟”“稳健”和“纪律”。但是这些名词都只带有世俗的含义，也包括劳伦斯的理想。李维斯对作品本文的关注常常是靠不住的：为了阐明作家所表达的特殊感情，他很快就脱离开表面的文字。他成了一个社会和道德批评家，可是他却强调语言和伦理学的连贯性，强调形式的道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