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有鼻子有眼的实地描述要虚构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的读者或听众熟识这些东西。近现代考古发现也证明希罗多德关于雅典同哈尔基斯冲突的碑铭以及温泉关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铭文惊人的准确。至于西塞罗和普鲁塔克很不以为然的《历史》中的神谕记录，大多数与戴尔斐神庙有关。相信神灵的希罗多德在众多熟悉有关神谕的希腊人尚在世的情况下，比如关于阿波罗给雅典人如何应对薛西斯入侵的神谕，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的指示，若希罗多德对此编造，那他的著作是通不过雅典读者的。我们没有听到希罗多德的同代人及晚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如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特、德摩斯提尼等人，对希罗多德在这方面的描述提出过什么质疑。所以简单地批评希罗多德虚构历史不仅没有考虑史学史发展的阶段性，而且还有以偏概全之虞。
从鉴古知今的实用角度出发，古代人对希罗多德的误读对今天的史学批评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史学批判既然是学术批评，就应该遵循学术活动的一般规则，摆事实，讲道理，有话好好说，避免情绪化的刺激话语。不能像普鲁塔克那样，大笔在握，俨然像是掌握被评者生杀权利的判官或警察，要么将被评者打下地狱，要么将被评者捧上天堂。也不应像修昔底德和西塞罗那样，不加具体分析，一笔抹杀被评者作品的价值，造成史学史上的冤假错案。即使是对于那些货真价实的学盗文贼，也应以理服人，以事实为依据，有一分问题说一分话，有九分问题不说十分话。总之，学术批评家不应充当杀手，而应成为实事求是学风的护卫者，健康文德和文风的体现者。这样才会加强批评的力量，产生积极的效果，促进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