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民主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学术领域开始发生重要变化。新派知识分子从近代的意义上，重新看待学术的重要性。梁启超在1902年撰写《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并号召中国青年学子学习西方的培根、笛卡儿、达尔文、托尔斯泰及日本的福泽谕吉等思想学术大师，起到“左右一国”的作用，“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95]这种振兴中国学术的强烈要求在新派知识分子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还有人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为例，说明学术更新对国家盛衰兴败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学术实质上是“奴隶之学”，从而强调了学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主张包含了明显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于此期新派知识分子研究包括诸子学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从而开拓出诸子学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