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后世的音乐家会读到相同的话，但想象出不同的表演。文字就是这样，无法像表演一般涉及任何音乐中的精确表达，表演中音乐表达的精确程度就像是音乐中的纳米工程一样。
以上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解决，其方法是将不同种类的知识结合起来。熟悉历史文献的音乐史学家可以与乐器制造者合作，而表演者也是必不可少的角色，他要检测前两者的成果，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在演奏技术和诠释上同样用到了这种方法：历史学家试着弄清历史著作的意义，与那些关于音乐的恼人的、模糊的文字奋力斗争，同时表演者会将历史学家的诠释应用于实践之中，检验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常常是当内行的表演者试验过著作中所说的内容后，历史学家才会理解这些内容意味着什么。对于历史学家们所做的事情来说，表演者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反之亦然。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携手共事。
有时候，单独的个人也能将这些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但合作还是更为常见。直到今天，音乐学“顾问”在更加以研究为导向的早期音乐重奏团体中仍扮演着关键角色。如此一来，早期音乐的表演就获得了稳步的发展。1950年代至1960年代那些严肃但有时候缺乏想象力的录音，让位于戴维·芒罗（David Munrow）在1970年前后带来的潇洒神气的音乐。芒罗在他的间隔年（gap year）旅行中前往南美洲，带回了一些民族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早至中世纪的音乐。他还委托制作了一些已被废弃的乐器的样品，比如拉科特管（rackett）和克鲁姆管（crumhorn）。1967年，他成立“早期音乐乐团”（Early Music Consort），这个重奏团的规模相当于一个典型的摇滚乐队。还有一点和摇滚乐队相同的是，他们也做广泛的巡回演出，并且录制了许多唱片。芒罗早逝于1976年，到此时他已经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激起了观众对早期音乐的热情，将历史知情表演变成和“争取散装啤酒运动”意义相同的一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