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以来，根据一种暧昧的——既无法确定德性是来自理性还是来自自然，又无法确知这两者是如何相关联的——自然主义，现代思想有大量的篇章都保留着对人本身的善良看法，这一事实一定程度显示了现代人的轻慢良知来源于一种认为他们超越了自然的虚假评价。
20世纪典型的自然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令人瞩目的思想，同样没有超出前几个世纪业已存在的复杂与混乱。在寻找理性的优势——理性可以消减自然危害——时，他遇到了同样的困难；而在面对人们“理性”生活中所产生的新的精神危害时，他同样十分盲目。
事实上，杜威比起洛克或休谟来说，更少留意自私带来的社会危害。依他所见，去利用理性的优势——即摆脱自私的堕落——这一愿望，常以信赖“科学方法”并将反社会的行为归因于“文化的落后”——即归因于社会科学不能与科学技术齐头并进——的形式出现。“诚实的人都不能否认存在着大量的强制与压迫”，他说道，“但是，这些并非科学和技术的产物，而是那些拒绝科学方法的旧制度旧习惯长期遗留下来的产物。得出这种推理是显而易见的”［23］。过去和现在的失败归咎于以下事实：科学方法“从来没有努力去运用所有的资源，而现在，科学的材料和实验的方法使我们能够运用这些资源”［24］。理智屈从于偏爱，这归咎于错误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代表着“一种走样的黑格尔辩证法之政治版本”，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清晰地说明，这种“方法与有组织的合作探究方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后者在物理自然科学领域中已赢得全面的胜利”［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