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再说立分门。这是《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又一个特点。关于这个特点的由来，《旧唐书·杜佑传》有简略的说明：“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所谓“分门”，亦即后人评论《通典》时常常说到的“分类序载”[12]，“每事以类相从”[13]，“搜讨类次”、“分门起例”[14]，“撰述取法乎官礼”[15]，等等。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刘秩《政典》是一种“分门书”。而李翰《通典》序说《通典》“凡有八门”，后来杜佑《进〈通典〉表》自称“书凡九门”。这个事实说明，从“分门”这一特点来看，《通典》无疑是受到《政典》的启发的，两《唐书》的著者都肯定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