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问题是，善的道德与良好的精神状态或者热诚并不相同，无论从何种情形来看，它都不可能是清晨心神愉悦的乐观精神，也不可能是取得胜利后欢呼雀跃的激越心情。同时，它也与心理学家详细研究的所谓“大众”情感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可言。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善的道德尚不易察觉，大多数对它的探究试验都是基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对战争的厌倦情绪是怎样侵蚀你的心灵的？
去年从美国到欧洲的人们都可能切身感受到，长期处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的民族思想与刚刚踏上疾驰的战车的民族思想迥然相异。在战火连天的欧洲大地上，所谓“大众心理学”在自相矛盾中走向自我毁灭的穷途末路，也没有了高扬的旗帜，一般饮食场合所播放的音乐也并非都是雄赳赳的国歌（如果允许播放的话），不仅如此，即使一些巴黎电影院播放《马赛曲》，也没有什么人站起来或跟着唱。更严重的是，人们由于在炮火的隆隆声中待得太久而变得麻木不仁，报纸上所报道的暴行激不起人们丝毫的愤怒，甚或哪怕是几句寥寥的评论——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简言之，连人的本性中最朴素的情感也耗尽了，更确切地说，他们已经将这种情感看作知识与行动之间截然清晰的联系方式。由于这种对情感的机械式处理，人们发现，可以用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控制人的精神或情绪变化的步伐。这正是战争的可悲之处，即使赢得了巨大的进步，士兵们也要极力避免自己陷入过度的喜悦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玛恩开始进驻的又一个胜利消息传来时，我们才会看到这样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