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当然，它是一种petito principii（“法规性原则”），它主张，一个道德的人的“丰富性”不能由他的意愿的道德价值共同决定。原因是，由于它不是通过意愿“自得”的，所以他不得不拥有它。问题是意愿的内容是不是与他的道德价值不同。关于“自得”，参见我的论文《怨恨与道德价值判断》（以下78页之后，另见我的论文《道德建构中的怨恨》，第五节）。
[39] 在“受益于祖先自得的特性的遗传转变”方面，这也不可能成功。
[40] 参见O.卡普：《精神哲学》（莱比锡1918年版），以及H.李普曼的《论幻想》（哈尔1904年版）。
[41] 这是李普曼的观点，见其《论幻想》。
[42] 但并不是在既定意义的意识中。
[43] 在现代心理学中，也是同样的情况，联想的规律变得越来越像现象学的东西——我们精神生活的理解规律。这种精神生活是建立在本质联系的基础上的，有着纯粹的理想的意义，它们永远都不会被基于观察的经验所填充和统一。（见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