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考古学的形成
20世纪初，新史学理论与新史学方法的介绍与提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史料挖掘与整理的重视，直接促进了新史料的发现与考古学的产生。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写本等新史料的发现，内阁大库档案资料的整理，又直接推动了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一、甲骨文的发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是近代史学中最重要的史料发现。甲骨文是商代用来占卜吉凶和记事的文字，是研究殷商和西周时代的重要史料。甲骨文发现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殷墟，主要是盘庚迁殷至商亡的270多年的甲骨文。刻有甲骨文的甲骨片作为药材——龙骨被使用已无准确年代可考，据记载，早在19世纪80年代前，当地农民即已把甲骨当作药材出售，[75]1898年甲骨开始被古董商人所注意，不久为金石学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1845—1900）发现。王氏不惜重金，购买了千余片甲骨。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王懿荣投井自杀，甲骨流落到刘鹗（1857—1909）手中。刘氏先后收藏甲骨5000多片。同时，天津研究古文字的王襄、孟定生也开始收购甲骨。后来王襄还将1125片甲骨著录在《簠室殷契微文》一书中。在甲骨文的著录与考释中最早作出成就的有刘鹗、孙诒让；稍后成绩显著的有罗振玉、王国维。1903年，刘鹗拓出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但他仅仅辨认了少数甲骨文字。孙诒让从1904年开始对甲骨文进行考释，据《铁云藏龟》著《契文举例》2卷。他认为甲骨文大致与金文近似，象形文字颇多，又从认字立说，进一步探讨商代制度。孙诒让的这一研究对以后的甲骨文研究具有先导作用。